驟雨中的鬧市
幾天前寫下《不文，從文》一文，主要是對城大副學士的文學課程牢騷幾句──因為我知道我的看法不會改變它，文中也隨手帶出了對會考中文、文學的意見。螞蟻老師說了他的看法，因篇幅較長，我決定另寫一文進行回應。
我主張的並不是在題目上刁難學生，而是在設題時應給予學生更多的發揮空間。
以螞蟻提到的《驟雨中的鬧市景象》一題為例，我真的很難置信這麼直白的題目還會帶來審題困難。螞蟻說這道題令當年的會考哀鴻遍野，我覺得真正的問題在於學生缺乏觀察，他們不知道驟雨下的鬧市景象，也想像不出來。這樣的題目都會給高中生帶來審題困難，只有兩種可能：一，設題者辭不達意或言不由衷，雖然設了個題目叫《驟雨中的鬧市景象》，但目的並不是叫考生寫驟雨中的鬧市景象，而是要寫咒乳中的鬧事景象。二，考生有讀寫障礙，不明白題意或明白題意而寫了別的東西出來。
至於《歸途》，對於一個高中生而言也不算難。僅從題目上理解，歸途可以是：學生回家的路上，和尚回廟的路上，趙薇回火星的路上，游子回鄉的路上，烏龜回龍宮的路上，芙蓉姐姐回青山的路上，曾蔭權在北京聽完訓話回港的路上（可於莫可欣回港的路上作一個對比），打靶歸來的路上，我們每個人回歸天堂的路上，諸如此類。這樣的題目都會造成大量考生的離題，只能說明我們的教育和考試真的是有問題。教育的問題可能是，學生讀了這麼多年的中文，連「歸途」都不懂；考試的問題可能是，設了一個可以從多方面解讀的題目卻又在寫作要求上作種種局限，此也可視為是考評局自己也不懂「歸途」。只有在以上的問題存在的情況下，才算是刁難。如果學生應該做到卻做不到，那就不算刁難。
的確，作家也會寫父母親、同學鄰居，但他們不會一輩子都在寫這種題材。而當今的學生呢，可能從小學開始就一直在寫同樣的東西，一遇到其他題材就手足無措。於是最終我們只能拿作家也會寫父母親同學鄰居來自我安慰。
我讀中四時，老師有一次要求寫「我的鄰居」。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們學校層次比較低，每次作文前老師居然都列好大綱在黑板上。本來照著黑板上寫就可以了，但若如常言道寫作文要真情實意，那這篇文章我就寫不出來。因為我當時的鄰居是印度人，一年見不到五次，沒什麼觸動我的地方。如果我按實情寫出來，老師會接受這樣的文章嗎?而以前的鄰居我又已寫了多次，已被榨得血肉模糊。所以我乾脆就放開來想像，我寫我住在森林裡，鄰居是一只大象，它每天到中環上班……結果呢，老師不懷疑我有病我就已經很高興了。
也許題目並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其他限制。比如寫鄰居，你的鄰居就必須是地球人，以描寫手法為主，描寫他長得如何如何，然後加一兩件事表現他的性格。比如寫一件有意義的事，你必須用三分之二的篇幅記述這件事，然後用最後三分之一的篇幅評論或者抒情以點出此事如何之有意義。我讀中五時，學校請了一個所謂資深的會考作文教師，教的就是如何八股地作一篇會考作文出來。如果不是朱自清而是一位香港考生寫出了《背影》，拿給那位資深教師批改，估計就很難合格。《背影》一文，敘述和抒情比例不符，開頭結尾過長，真正描寫背影的篇幅過短不能突出主題，諸如此類。
我內心始終解不開的結就是我會考的作文居然只有E。這件事我已提過多次。當年我選的題目是《一件發人深省的事》，寫的是一位朋友誤殺他人的事，不會是這樣也離題吧?如果不是離題，還能是我錯字病句連篇?或者是我寫得不夠發人深省?香港人很奇怪的，看到人家東南亞大海嘯，不說出幾句「性福不是必然」就不叫發人深省；登上玉珠峰，不發幾句人生感悟就不叫發人深省；向世界出發，不流幾滴眼淚就不叫發人深省……像《背影》一文，朱自清就沒有直接抒發他和其父之間的情，屬於不合格的會考作文。
所以，由於題目的限制，會考作文基本上沒可能寫得很文學。如果會考文學不設作文的原因，是考生數量多且多是被迫修讀的，那麼中文和文學分家的意義又何在?只是為了區分文科生和理科生?讀高考文學的又有多少不是被迫的呢?
說到題目上的刁難，反倒是中文科以外的學科非常常見。就我所見到的，歷史、中史科常常在某一個字眼上設下陷阱。當然，如果你做了近十年的past paper，對這些字眼接觸得多了，就會很快做出機械式的反應。
如果我今年參加會考，我寫的《檸檬茶》會有多少分?驟雨下有一個傻瓜(我)站在鬧市中思考著這個問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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